准噶尔汗国执意与清朝开战,根源在于其游牧民族的扩张宿命与统一蒙古的宏愿,东进中原乃战略必然,而非无端挑衅。

历史的车轮碾过草原,游牧民族的血液中总流淌着征服的冲动。明朝中期的瓦剌人曾威震中原,俘虏明帝,其锋芒直逼京师。然盛极而衰,瓦剌部族被迫西迁,分裂为数支。至明清鼎革之际,准噶尔部悄然崛起于天山北麓,建汗国立国。彼时清朝初定中原,疲于平定三藩,西北边陲暂成真空。若准噶尔安守中亚,休养生息,或可成一方雄主。然其偏要东向而行,与大清兵戎相见,七十年烽烟不息,终至覆灭。何哉?
准噶尔人骨子里承袭了成吉思汗的遗风。草原民族视扩张为生存之道,正如《史记》所载“逐水草而居,习于野战”,其性刚烈,岂甘蜷缩一隅?昔年瓦剌西迁后,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统领下重振雄风,地跨西域,控弦之士数万。他们眼中,哈萨克汗国不过秋风扫叶,沙俄南侵亦被屡挫——早期准噶尔与沙俄鏖战数十载,以不屈之志护住故土。然此等实力,反助长其野心。恰似吕洞宾点石成金的传说:仙人赠金术于凡夫,告诫“点金止三两”,凡夫贪心不足,强求更多,终致金术失效,两手空空。“贪多嚼不烂,欲速则不达”,道家此训岂非映照准噶尔之执迷?他们以为借沙俄之力可逼康熙就范,却不知与虎谋皮,反噬自身。
更关键者,准噶尔志在重铸蒙古荣光。沙俄境内已无蒙古旧部,西向北拓徒劳无功;唯东进清朝,方能夺回漠南漠北故地。此乃战略精髓,非盲目冒进。正如王昌龄《出塞》所叹: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”,边疆征伐从来是游牧政权的宿命轮回。
细察准噶尔周边,东临大清、南接藏地、北扼沙俄、西控哈萨克,实乃四战之地。然其取舍分明:哈萨克汗国屡遭重创,部众臣服;沙俄虽强,但准噶尔以游击周旋,保全核心。唯清朝坐拥中原膏腴,又握蒙古诸部——此乃准噶尔复兴之关键。噶尔丹东侵,实为夺回蒙古正统,其势如张三丰太极推手,看似柔缓,内蕴雷霆。然康熙岂是庸主?清廷视准噶尔为心腹大患,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”,此语警醒千古。双方皆知此战避无可避:准噶尔若不东进,则草原雄鹰折翼;清朝若不西征,则帝国边疆永无宁日。
回望这段历史,准噶尔的选择实非偶然。游牧民族的血性与地缘困局交织,恰如《资治通鉴》所析:“利之所在,虽千仞之山无所不通”。然其败因亦显:过度扩张耗尽元气,又失道寡助。反观清朝,以“以静制动”之道,待其锋芒自挫。张三丰曾言“刚不可久,柔不可守”,准噶尔刚猛有余而韧性不足,终被历史洪流吞没。七十年征战,非为意气之争,实乃两种文明秩序的碰撞——草原帝国的黄昏与中央王朝的晨曦,在康乾盛世的边疆线上,刻下永恒分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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